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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节形成与灯会发展

    中国的元霄节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节日,由元霄节而孕萌的元霄灯节和灯会是中国遍及汉民族居住地区的重大年节活动。灯会和灯节既是中国灯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年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灯节与灯会的形成和发展源于节日的出现。关于什么是节日的定义,目前尚未有一个举世公认的准确而科学的界定。在《中国民俗学》中,乌丙安教授给节日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它是一年当中由种种传承线路形成的固定的或不完全固定的活动时间,以开展有特定主题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日。”这是迄今相对而言虽不失宽泛,便仍是较为明晰和准确的界定。由节日而衍生的年节文化,是人类文化大系的一个分支,其内涵应当是围绕年节而产生和展延的社群文化现象。“年节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社群活动的独特形态节日诸特质的复合体。它包括实物、信仰、心理、习俗、道德伦理、艺术等。”在重大节日期间,一个或多个民族,一个或多个社会群体在一定时段聚集积累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得到充分的体现;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经过筛选后得到再现和弘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个体的情感得到展现和宣泄;各个民族、各个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心理态势、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同时得到突出的集中的表现。节日如同一个舞台,一个窗口,让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群体的整体素质、精神面貌乃至其凝聚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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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类型多样,是一种结构复杂、内涵各异的民俗事象,节日的起源亦有多种源头。既有起源于特殊日期的节日,又有起源于历史事件的节日;既有起源于生产生活的节日;又有起源于宗教神话的节日;既有起源于风情民俗的节日,又有起源于理想信念的节日。中国的元霄节是起源特殊日期的节日。

    在中国古代,农历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四时、八节、二十四气。四时为春、夏、秋、冬。八节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二十四气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古代农历的所谓“节”,是对岁时的分节。把岁时的逐渐变化分成象竹节一样的间距,把两节气交接之日时定为交节,由此转意为节日。农历上的节日其本意仅指节气的相交之日,并无民俗意义上的节日含义。然在人类众多的节日中,确实有由节气节日演变成民俗节日的。在历法所定的年岁、季节交替的节日期间,举行一些约定俗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又注入或文化的、或政治的、或经济的内涵,相传相袭,年复一年,从而形成具有完整意义的民俗节日。这即是其起源线路来自历法中特殊日期的节日。

    与二十四节气并行的节日,主要表现在各季各月的朔望之间,朔日为月初第一天,望日为月圆之日即十五日。正月十五日为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的节日。这个特定的日子,人们在“明月何皎皎”的氛围中,极易触发祈愿万事圆满的思绪,抒发新春佳节的余兴。在古代,将全年第一个月圆的日子即正月十五称作上元,将七月十五日称作中元,将十月十五日称作下元。在上元日这天,老百姓要“作膏粥以祀门户”,迎紫姑。紫姑是传说中的蚕神,祭祀她便可“蚕桑百倍外”。据各地方志记载,上元日白天,人们尽情欢乐,庆贺全年第二个月圆日的到来。城镇百姓自编自演歌舞、竞技嬉乐踏歌娱情。入夜之后,人们便在屋前房后,田头林园,插烛举火,光映夜空。俗称“照田蚕”、“逐地鼠”,希冀全年庄稼少灾害,桑蚕获丰收。相传为俗,成为上元一日的特定活动。

    上元日燃灯的习俗亦随之出现。其起源得从上元燃灯之前,战国时期楚国人祭祀天神太一谈起。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在他加工整理的楚国民歌中,就有一首叫《东皇太一》,收在《九歌》之中,这首民歌描绘了民间祭祀太一神的情景。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将这首古代的民歌译成为现代诗歌:日子好,天上出太阳,高高兴兴,来敬太一东皇。你两手按着宝剑,宝剑长又长,剑鞘上,玉饰多辉煌!全身的佩玉,风吹得丁丁当当。竹席玉面光,宝石镇四方,请把香料再加上,莱也香,饭也香。桂花泡的酒,椒子洒的汤。拿起鼓槌打起鼓,徐徐唱歌慢慢舞。鼓瑟吹笙声悠扬,美貌妖娆,衣裳楚楚。香啊香,香满堂。满堂乐器会宫商。你高兴,我们喜洋洋

    《东皇太一》所描写的祭祀太一神,并非偶一为之的民俗事象。我们从与屈原同时的著名诗人宋玉的《高唐赋》中,也可看到楚人祭祀太一神隆重而虔诚的情景:“有方之士,羡门、高溪、上成、郁林、公乐、聚谷,进纯牺。祷璇宝,醮诸神,礼太一。”这些都说明,早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民间就已经盛行祭祀太一神的群体性民俗活动了。“太一”亦作“泰一”,传说中的天神。《史记·天官书》张守节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王逸《章句》云:“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在战国时期,祭祀太一神既没有特定在上元日,也还没有燃灯的习俗。

    到汉武帝时期,对太一神的崇敬、供奉和祭祀,越加盛大、隆重。燃灯作为了祭祀的重要内容,时间亦逐步集中在上元日,其夜称元夜,又称元霄。《史记·封神书》云:“天神贵者太一。”汉武帝之时,祭祀太一神的祀典最为隆重。《史记·乐书》称:“汉家常以正月上元祭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至明而终。”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祭祀活动的时间,已规范到正月十五日上元夜至天明了,祭祀中彻夜燃灯已成为定规了。从此,就形成了正月十五晚燃灯的习俗,并逐渐演变发展为上元灯节。唐人徐坚等撰《初学记》卷四云:“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祀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四也说道:“史记曰,汉家以望日祀太一,从昏时到明。今夜游观灯,是其遗迹。”另据史籍,刘邦死后诸吕专权,周勃、陈平等勘平诸吕,迎立刘恒为帝之日亦在正月十五日,这就又给这个节日注入了纪念意义,故每年此日,均要举行庆贺活动。

     东汉时佛教的传入,更使上元燃灯的习俗张扬流传,遍布民间。汉明帝刘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笃信佛教如痴如迷的皇帝。当时蔡音从印度取得佛法回国,遂知印度也有燃灯习俗。《初学记》卷四引《涅盘经》云:“如来阁维讫,收舍利罂置金床上,天人散花奏乐,绕城步步燃灯十二里。”另据《西域记》载称:“摩竭随国,正月十五日,僧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据佛教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示现神变,降伏神魔是在西方十二月三十日,即东土正月十五日,为纪念佛祖,此日需举行燃灯大会(见《僧史略》)。现在藏语仍将灯节称为“局阿曲巴”,其意译出即为“正月十五供养”,这亦是上元日张灯习俗源于佛教的证据。在佛教的教义中,把火光比作佛之威灵,故有“无量火焰,照耀无极”之说(见《无量寿经》)。在佛教徒的心灵昭示中,灯火有两大作用,一是破人世之闇暗,二是现佛之光明,以摧芸芸众生之烦恼。因此,在佛教仪式中,就把灯、香、烛作为佛前的供具之一。佛家鼓动信徒们张灯,经典中反复宣传:“百千灯明忏悔罪”(《菩萨藏经》;“为世明灯最福田”(《无量寿经》);甚至宣扬“身座肉灯,归命供养”(《宗镜录》),鼓励佛者剜肉燃灯,以供养佛。所以,历来朝山进香,以求佛佑者,总要供奉灯油,以示广种福田;而佛教盛会则需大明灯火,以光明法王。

    让我们将史实回溯到东汉时期来,笃信佛教的汉明帝刘庄成了促使佛教在中国传播、弘扬光大的最得力的倡导者。当时有摩腾竺法兰来东土传教,遇到了道家的责难,结果导致了在宫庭中当着汉明帝的面角试法力。摩腾竺法兰以火烧经像,经像无损而发光。汉明帝更加信奉和推崇佛法,敕令正月十五佛祖神变之日“烧灯”,以表佛法大明(见《僧史略WI《汉法内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帝颁旨燃灯的日子,将此作为灯节的肇始,是不为虚佞的。在此之前,汉代的长安城夜间是由执金吾“宵禁”的,为了便于百姓通宵燃灯,汉明帝特许正月十五“放夜”,亦开了上元燃灯驰禁的先河。从此,佛家的神灯火种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之后就迅速燎原开来,在全国各主要佛寺,率先在元夜燃灯,以后又扩展至民间,形成了观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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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时,元宵张灯和观灯已渐成风气。北齐时僧人耶种连提耶舍就曾释《施灯功德经》一卷,备说施灯之功德。南朝梁武帝崇信佛教,除广建寺院外,还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奴。他在宫中凡正月十五日夜便大张灯彩,成为一时盛举。梁简文帝更写过一篇《列灯赋》,陈后主也曾写有《山灯诗》(本书第六章引录)。从上述诗、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元宵之夜张灯赏灯的情景:所张之灯,有油灯,有漆灯,或燃香,或燃烛;遥山有灯,通衢有灯。再从记述南北朝时期的故实、史事的一些类书、笔记如[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吴均《续齐谐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在上元灯节的一些民俗活动:“今州里风俗,正月望日祀门,其法以杨枝插门而祭之”,“其夕则迎紫姑以卜”。正月十五日在门上插将绽新绿的杨树枝条,再以酒食祭祀门神,以祈望家宅平安,家业兴旺。紫姑在南北朝时候是厕神,传说其生前是一个大户人家中身份低微的小妾,因受虐待和凌辱,正月十五日死于厕所之中,后被待为厕神。紫姑能“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还善于猜射隐语即谜语。在众多神袛之中,紫姑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但却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喜爱,供奉为神,并在元月十五日夜祭祀问卜,希冀所求必应。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还记载了上元之日,人们要在屋顶上用肉粥祭祀蚕宝之神,一面高唱:“登高廪,摸鬼脑,欲来不来,令我三蚕老。”意思是说希望蚕宝之神在接受了肉粥的祭祀之后,能驱除蚕宝的大患和宿敌——老鼠,以保障蚕事顺利,获得丰收。贾思在《齐民要术》中,引《物理论》说到,正月望即十五日夜,要立表即竖立标竿,以测月影之长短,占验全年的雨晴,看是否风调雨顺,祈盼五谷丰登。,此外,当时还有上元登高以避灾的习俗,有些地方元夜还盛行“牵钩之戏”,即是现在的拔河比赛。汉末兴起的道教在上元灯火辉映中,也要与佛教争一席之地。其重要教派张陵所创“五斗米道”教义,将天、地、人当作人格神而尊为“三官”,又称“三元”。“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能降福于人,消灾弥罪。道家把上元日作为“三官下降之日”,“天官赐福”之日。天官好乐,地百好人,水官好灯,所以上元、中元、下元日均要举行庆典,而以上元日最为热烈、隆重。《魏书·高祖记》提到魏孝文帝曾因太皇太后之丧而下令暂停“三元吉庆之典”,可见至迟在南北朝早期,三元是要举行庆典的节日了。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朝,源于佛教的上元张灯普及各地,道家也凑上了热闹、上元的民间习俗蔚成风气,日趋丰富多采,约定俗成。中国的元宵灯节按自己特殊的起源线路,在南北朝时期已形成华夏民族一个重要年节的雏型。

    元宵灯节在隋朝时曾一度发展,一度停滞,至隋炀帝时再度兴盛。隋初,承袭南北朝遗风,上元灯节已发展到相当热闹。灯、烛、火成了元夜风采,乐、舞、戏成了节日的华章。烛焰灯光,在寒冷的季节给人们带来温暖,在暗寂的黑夜给人们带来光明,赏月观灯,嬉戏游玩,给人们带来无穷的欢乐。情之所发,兴之所致,官商仕民共同将上元之夜变成了狂欢之夜。《隋书·长孙平传》记述相州刺史长孙平,“在州数年,今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为鍪甲之象”。《隋书·柳彧传》云:“窃见京倚,爱及外州,每以正月望月,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禾,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最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凌云,铉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写尽了普天同乐,举国同狂的上元灯节盛景。然而好景不长,柳彧以“靡费财力”、“秽嬝”、“鄙亵”等罪名,横加于元夜灯节之上,表奏隋文帝道:“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诗竞,至于靡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隋书·柳彧传》)隋文帝准奏,“上嘉之,赐绢布二百匹,毡三十领,拜仪同三司。”就这样,隋文帝凭一纸奏章,竟将这一民间节日禁废I了。

    隋炀帝即位之后,没有承继父皇禁令,仍命每年元月十五日夜放灯。大业二年(606年)元夜,隋炀帝即令在京都洛阳城内自端门至建国门搭建绵亘八里的灯棚、戏台,让全城官民尽情赏玩娱乐,通宵达旦。同时欢迎“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的各国使节,以示恩典,以扬国威。隋炀帝还亲自写过一首观灯诗《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云:法轮天上转,
梵声天上来。
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隋炀帝诗中写到的“法轮”、“梵声”,证明元夜灯节仍有佛教的影响。法轮是佛家法会上,除点灯笼之外,特制的一种灯轮,或称花树,灯轮即所谓法王轮,轮上挂若干盏灯彩,是法会上的主要供具。隋炀帝一反其父限制压抑观灯的做法,将元夕灯节的规模、场面以及娱乐活动发展到空前的程度。《资治通鉴·隋纪》中写道:正月十日夜晚洛阳端门一带“戏场默默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从传承线路、节日主题、活动内容、规模形制、社会各层面的参与程度看,中国的元宵灯节在隋代已完全形成并基本定型。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经济发达,文化昌明,国力强盛。元宵灯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经济文化的有力驱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唐代的史籍称灯节为“灯影之会”,自此,元宵灯节则又称“灯会”、“元宵灯会”了。唐朝的皇帝们为了显示“与民同乐”,不仅是元宵灯节、灯会的决策者、倡导者,而且是积极的参与者。不仅自己微行逛街观灯,而且允许皇亲国戚及臣僚观灯。元宵及前后各一日,正式成为国家法定的例假日,各官署都要停止办公。而且在这三夜,“默许金吾驰禁,以看灯”,连平时执行夜禁的武装部队这三夜之中也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高枕无忧,观灯游乐了。三夜的驰禁,都市中的士民可尽情游乐,即使拥近宫城,御林军也不得干涉。唐代历朝皇帝例行于元宵之夜“御楼观灯”,以庆天下太平,以示普天同庆。宫庭、寺观、显宦府邸、富豪宅第都设山棚,搭彩楼,不惜重资,“盛造灯笼烧灯”,以斗奇争胜,大街小巷也都挂满了灯,“光明若昼”。连异邦诸国的贡品中也有珍奇的灯品,可见邻国也尽知大唐皇帝的爱好以及中原灯节的繁盛了。唐高宗麟徳二年(665年),“(乌泾波)遗其弟祖纥多献玛瑙灯树两具、高三尺余”(《唐会要》卷99)。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初有僧婆阤请夜开了燃灯百千炬,三日三夜”《旧唐书·睿宗本纪》)。

    唐代的元宵灯节、灯会中,制灯工艺更趋精美,文化内涵更为丰富,远非前代所能比拟。唐刘肃所撰《大唐新语》卷八云:“神龙之际,(即705-707年)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驰禁,物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贸,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克。文士皆赋诗一章,以记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这正是唐代灯节的雅致之处和文化氛围之所在,元宵之夜竟有数百名诗人竞相赋诗,其规模之大,其佳作之多,前代难以项背。景云二年(711年)元宵灯会,长安安福门楼门外的灯轮高达二十丈,披饰饰锦,镶嵌金玉,点灯五万余盏,如同一株高大的灯树,光焰四射,照亮半个宫城,宫女千余人在灯轮之下载歌载舞,连续三夜,成一代盛观。唐睿宗及皇太后、皇后、太子、公主均在门楼上观赏。唐玄宗时,这位颇有才气的风流皇帝更注重灯品的精巧、灯会的排场和娱乐的多样化。据《唐会要》载:“天宝三载(744年)十一月赦: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据《广德神异录》载,每年灯节,玄宗下令“大张灯彩,自禁中至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洞照宫殿,荧煌如画”。在元宵灯节之后,玄宗还“张临光宴,白露转花,黄龙吐水,金凫银燕,浮光洞、攒星阁,皆灯也。”可见当时灯品之精妙,已臻美轮美奂之境地,“白露转花、黄龙吐水”的记述,证明当时已经能制作可以启动、转动、制动的灯组了,据《开元天宝遗事》载:“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杨国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子左右。”尤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掌皇宫内营造杂作的尚方司工匠毛顺,巧思独运,技艺精湛,用竹竿缚以彩绸,扎成灯楼十二间,高达一百五十尺,缀悬珠玉金银,或龙凤,或虎豹,皆栩栩如生。微风徐来,金玉交响,龙腾虎跃,光彩熠熠,闻者蜂涌而至,流连忘返,无不盛赞其巧夺天工。

     宋代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重大发明,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宋代文学艺术也开创了全新的历史时期,元宵灯节、灯会是科学文化的一种载体,自然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宋太祖赵匡胤削平群雄后宣称:“朝庭无事,区宇咸宁,况年谷之屡丰,宜士民之城乐。”据《燕翼贻谋录》记载:“太祖乾德五年(966年)”,“诏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这就将唐代开创的元宵灯节的放灯由三天增加为五天,元宵游观之盛前所未有,城乡张灯之广遍及全国。连小集镇元宵张灯也要在土地庙前扎小鳌山。朝庭对士民观灯更持鼓励的态度,规定“凡来御街观灯者、赐酒一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着北宋都城开封幻节“歌舞百戏”、“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的盛景民俗、周密的《武林旧事》更记述了南宋京城杭州元夕的灯市繁华,灯品精美,“百艺群工,竞呈奇技”的盛况风情。终宋一朝,元宵灯会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景观之瑰丽,灯具之奇巧,又跨越了前代。

    宋朝元宵张灯,其代表之作为“鳌山”灯。鳌山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海中高山。据《列子·汤问》渤海之东有大壑,其下无底,中有五山,常随波上下漂流,天帝令十五巨鳌举首戴之,五山才兀持不动。宋代元宵灯节,京城、州府普遍以这一传说立意,设计大型鳌山灯组,其构思既与传说关联又有变通,其造型通常为一只或数只巨鳌背负山峦,山上荟萃千百盏华灯、山石、树木齐备、点缀以佛、仙、神的雕塑、绘画。山上可容乐工伶宫奏乐、山前设有大露台、供歌舞演出或工艺品展示。鳌山灯气势恢宏,体量巨大,叠翠堆金,浮光耀影,常为灯会压卷之作,寓“江山永固,长治久安”之意。故帝后、嫔妃、臣僚都要在特定的时辰观赏鳌山灯。

    宋代元宵灯节的另一个特点是灯品材质更趋多样、制作更趋精巧。“自非贫人,家家设灯,有极精丽者”。心灵手巧的制灯人,往往将兽角、翎毛、琉璃、皮革、丝绸巧妙运用,将灯造成牡丹、莲荷、曼陀罗等花卉的形状,更有车舆灯、屏风灯、佛塔灯、鬼子母灯等,还有鱿灯、玉灯、石灯、琉璃灯、缀珠灯、羊皮灯、罗帛灯等等。鱿灯用犀珀或玳瑁装饰灯圈,灯座。玉灯则多用白玉组成,“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石灯为高丽进贡,“窍石烛幽,若慧镜扬彩”。琉璃灯.用五色琉璃制作,其上品为“无骨灯”。“无骨灯者,其法用绢囊贮粟为胎。因之烧缀,及成去粟,则混然玻璃球也。”这种灯没有圈骨,其圈片浑然一体,上面可绘饰龙综、鱼纹等图案,分光叠翠,效果良好。缀珠灯以五色珠为网,下垂流苏,飘逸亮丽。羊皮灯即在羊皮精镂细刻,“妆染如影戏之法”,是一种皮影灯。罗帛灯之类尤多,或为百花之形,或成网眼之状,间以红白二色,名为“万眼罗”的最为珍奇。

    此外,宋代灯节之上,机械传动的大型灯组逐渐增加。在开封,有人更用辘轳把水引到灯山最高处,用大木柜贮放,“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用草把扎缚成巨龙,“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有“采山左右,以采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在宫庭“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据《乾淳岁时记》所述,宋代灯会上,更将模型景观的制作工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赵忠惠守吴,曾组织制作出“春雨堂”五大间的灯组,“左为汴京御楼,右为武林灯市,歌舞杂艺纤悉曲尽”。灯楼上汇聚了北宋、南宋两京具有代表性的景物,宛若由灯辉烛光绘成的《两京赋》,气势磅礴,瑰丽多姿。宋代灯节中,还出现了不少后世皆效法承袭的灯品灯组,如置灯放护城河桥上组成的“灯桥”,在闹市区街衢上空悬挂彩索,悬灯于上的“过街灯”,高数十丈的“灯竿”,“以缯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见《东京梦华录》)。

     这里还需提及的是,自宋代始,元宵灯会上的艺本活动大大增加,形成了万众参与的大文化活动。“百艺群工竞呈奇技”,“百戏艺人各献奇技异能”,“每夕楼灯初上”,就有市民社团及艺人上街化妆游行,表演各种舞蹈、杵歌、傀儡、竹马等节目,“其多至数千百队”、“连亘十数里”。一些人家还“闲设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游人士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见《武林旧林》)。在这“山灯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的灯的大千世界中。

    “灯市”应运而生,灯谜呼之而出。都城自旧岁冬孟驾回……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又有以绢幻剪写灯词,时寓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见《武林旧事》)。这就是前代的瘦辞、隐语即谜语被引入灯节、灯会而演化出来的中国灯文化又一颗明珠——灯谜。

    元宵灯节,既有自上而下的组织,又有自下而上的参与,既有朝野同乐,举国齐欢的一面,又有兴师动众,民力不堪负载的一面。北宋时,蔡襄守湖州,为了在元宵节挤凑太平盛世的场面,竞命令不管家贫家富,民间每家人上元夜必须点灯七盏。有陈烈者,作大灯长丈余,大书一诗于上,其诗曰:“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聚哭。风流太守知不知,尤恨笙歌无妙曲!”揭示了封建时期官府为办灯会劳民伤财的行径。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记述:“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后来流传的一句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源起。

    元、明、清三代的元宵灯节仍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明清时期的元宵灯会更普及到全国各州县乡镇,只要是汉民族聚居的地方,哪怕是边远小镇,也是“花灯烟火照通宵,锣鼓杂耍闹达旦”。各地在元宵前夕,都开设了灯市,灯的种类亦日益繁多。灯文化的发展沿着民间化、大众化的方向前行,元宵灯节以绚丽多彩的风姿展示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民俗民情,其丰厚的文化内蕴和迷人的艺术魅力,如同磁石般地吸引着千家万户,男女老幼。人们不仅以张灯观灯为乐,而且以灯多灯好斗胜争强,元宵灯会成了制灯扎灯艺术的赛会。许多城市乡镇,“无不灯,无不棚”。火树银花、歌舞百戏、举国欢乐的元宵灯会,深为各阶层人士所喜爱,形成了旺盛的生命力,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场面越来越宏阔,灯彩越来越奇巧,娱乐活动越来越丰富,经济贸易越来越活跃,连灯会举办和元宵节假的日期也越来越宽延。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招徕天下富商,迁居金陵,举办灯市,市场长二里许,出售各式花灯及节令物品,使元宵灯节的商贸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朱棣谕礼部诸臣:“我太祖高皇帝君临天下四十六年,法度明备,朕恪遵成宪。今四方无虞,民物康阜,思与臣民同乐太平,自正月十一日为始,其赐元宵节十日百官朝参不奏事,有急事具本封进取处分。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驰夜禁。著为令。元宵节赐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宴。”(《明成祖实录》)自此,元宵节的假日游庆时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长节假期。上元之日,明朝的太监都要穿上制有灯景图案的褂子。禁中乾清宫前,从上年12月24日起至次年正月17日止,每日白天放炮,晚上点燃鳌山灯,施放焰火。“赐文武群臣宴,昕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岁以为常。车驾驻两京,皆赐观灯宴。上或御午门示御制诗,使儒臣奉和,览而阅之,赐以羊酒钞币。”(黄瑜:《双槐岁钞》)宣德八年(1433年)正月已巳上元节,张灯西宛,明宣宗朱瞻基奉皇太后往视,皇后皇太子咸侍称觞上寿。并命文武群臣及外国驻京使节皆得往观。大学士杨士奇作圣德诗十章以献,诸学士儒臣皆有奏御之作。并赐文武群臣游于西苑(见夏燮:《明通鉴》卷21)。元宵节期间的农村,也以灯彩为主要内涵,举办节日娱乐活动。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记道:“十一日至十六日,乡村人缚秫稽作棚,周悬杂灯,地广二亩、门迳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误不得迳,即久迷不出,曰‘九曲黄河灯’也。十三日,家以小钱一百八枚,夜灯之,偏散井灶门户砧石,曰‘散灯’也,其聚如萤,散如星。富者灯,四夕;贫者一夕止。”在老幼皆宜的灯会群众活动中,连儿童们也积极参与,灯会之时,常有儿童组织的游行队伍,手执手提各种动物灯、花卉灯,唱着童谣过市。

    清代沿明旧习,元宵灯节的文化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采。正月十五日及前后两天,清宫内及北京市肆均悬灯庆贺节日。在宫中,不仅张挂各式华贵的宫灯,而且冰灯也进入了官庭陈列。乾隆皇帝有御制《冰灯联句》诗序中:“片片鲛冰,吐清辉而交璧月;行行龙烛,腾宝焰而灿珠杓”,可见宫庭灯景的壮观。“上元夕,西厂舞灯、放烟火最盛。清晨先于圆明园宫门列烟火数十架,药线徐徐引燃。成界画栏杆五色。每架将完,中复烧出宝塔楼阁之类。并有笼鸪及喜鹊数十在盒中乘火飞出者。未、申之交,驾至西厂,先有八旗骗诸戏:或一足立鞍戦而驰者;或两足立马背而驰者;或拍马鞍步行而并耳驰者;或两人对面驰来,各在马上腾身互换者;或甲腾出,乙在马上载甲于首而驰者,曲尽马上之奇。日既夕,则楼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一转旋则三千人排成一个‘太’宇,再转成‘平’宇,以次作‘万’字、‘岁’宇,又以次合成‘太平万岁’宇,所谓‘太平万岁字当中’也。舞罢,则烟火大发,其声如雷霆,火光烛半空,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盼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矣”。可见清代的元宵灯节上,赛马与马术、焰火的奇幻都在前代之上,而三千人的执灯表演,实际上是现在的团体操了,也是此前绝无仅有的。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十七、十八回中,描写了大观园中的元宵灯节盛景。小说中的大观园当然是虚构的,但曹雪芹所写,应是清雍乾时期官府灯节的缩影。小说描写贾元春由皇帝恩准于正月十五上元之日省亲。“展眼元宵在迩,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何处更衣,何处燕坐,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贾赦等督率匠人扎花灯烟火之类”,元夕夜,贾元妃省亲进了大观园,“只见院内各色花灯烂灼,皆系纱绫扎成,精致非常。”"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执拂太监跪请登舟,贾妃乃下舆。只见清流一带,势若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花雪浪;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然皆用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粘千枝上的,每一株悬灯数盏,更兼池中荷荇彪鹭之属,亦皆系螺蚌羽毛之类作就的。诸灯上下争辉,真系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亦系各种精致盆景诸灯,珠帘幢,桂楫兰桡,自不必说。”

    迨至民国时期,元宵仍称灯节,但京城首都的那种自上而下的大型会节活动已不复再筹,而灯节的种种民俗活动,娱乐项目仍在各地流行。中国灯文化生生不息,即使遭遇异族入侵、灾荒、战乱,仍在中国大地上顽强生存并艰难地维系着自己的传承线路。民国时期,孙中山就任,讨袁胜利,北伐奏凯,抗战结束等年份,元宵灯会都格外丰富多彩、热闹喜庆。

    新中国建立后,古老的灯文化在新的层面上得到了继承与弘扬。对元宵灯节这一传统的节日,人们有着一种亲切、熟悉、和融的感觉并有着丝丝缕缕的亲合的传感力,人们从元宵灯节中,可以重温民族历史,整合民族情感,传承民族文化,并从中领悟和感受到一种文化源远流长的深邃和厚重,得到慰籍,感到自豪。元宵灯节、灯会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一种特殊的魅力,特殊的格韵。尽管有“左”的思潮的种种干扰,灯文化还是按照自己的发展轨迹迈入了新的境界。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各地陆续恢复元宵灯节、灯会的节日群众娱乐活动,并注入了新的内容,出现了新的灯具和灯组,灯诗、灯词、灯谜的创作和流传更加活跃。六十年代初期起,四川的成都办起了“春节灯会”,黑龙江的哈尔滨每年举行“冰灯游会”,带动了不少城市举办元宵灯会,形成了新时期的年节文化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元宵灯会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与经济贸易活动相结合,与群众文化活动相结合,使中国灯文化的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四川省自贡市的国际恐龙灯会,黑龙江哈尔滨市的“冰雪节”都使中国灯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大放异彩。元宵灯节、春节灯会不仅成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载体,而且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贸易的媒体,进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新型产业。四川自贡灯会以其气势壮观、规模宏大、精巧别致、迷离奇异的特色,组成了时代的交响诗和历史的风情画,以其富有个性的文化品位和艺术魅力,轰动神州,走出国门,名播四海,赢得了“天下第一灯”的美称。自贡灯会“形、色、光、声、动”一体展现,“教、科、文、经、贸”有机耦合,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功能:灯会搭台、经贸唱戏,以文化力驱动了经济的发展,为自贡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二次创业、重铸辉煌走出了一条经济和文化互动联动,一体发展的新路。同时为积厚流广、源远流长的中国灯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光大探索了新的途径。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灯不同”,在中国传统年节文化中独树一帜的元宵灯节和灯会,植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土地,枝繁叶茂。吉庆欢乐的氛围,民族文化的聚合,群体意识的凝集,朝野下的参与,商品经济的促进,极大地调动了历代劳动人民的巧思卓技,充分地体现了各阶层群众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使中国传统的元宵灯节和灯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旋动中不断提高其地位与品位。

     “盛世灯会,光耀千秋”,以春节灯会为代表中国灯文化,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必将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升华,熠熠生辉。

 

2019年05月23日 6 中国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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